老嵇不狂谁会得

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

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

    这首诗是金末元初文学家元好问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而作的，阮籍“俊而淑悦，为志高”，《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阮籍初有治世之志，也几度出任一些诸如尚书郎、参军、步兵校尉等不咸不淡的官职，但似乎都是被逼的。处身魏晋禅代时期的政治动乱年代，阮籍对政治生态深感失望，在经历几度人生浮沉之后，他深感生命无常，他的煌煌大作《大人先生传》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意思是说，天地神仙都没有什么意义，一切都可以不要，世上的道理不必争，当神仙又有什么用，不如喝酒。

    阮籍就此沉湎酒中，“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常以喝大酒为由逃避世间俗务，不再去“颂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为礼是克。手执珪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不再去当那种“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的所谓“贵重君子”。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非常不客气地把世人所敬仰的“正人君子”比喻成一只只躲在“名教”这个裤裆里的虱子*，“虱之处於褌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获得了绳墨准则、遵守了“名教”之规矩，而实际上“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褌裆”，“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褌中乎？”把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们说得千般不堪万般污浊。就是因为他对司马政权“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的假仁义、假道德深恶痛绝，对那些“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的伪君子痛恨不齿，所以阮籍提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这种离经叛道的政治理念，非常坚决地采取了避世的态度，唯与嵇康山涛等若干好友喝酒论道清谈时，方觉痛快淋漓，哥几个要“登其万天而通观，浴太始之和风。漂逍遥以远游，遵大路之无穷。遣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径行。超蒙鸿而远迹，左荡莽而无涯，右幽悠而无方，上遥听而无声，下修视而无章。施无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 这样的精神追求在当时社会属特立独行，故，世人谓之狂。

    *  据考证，在曹操那个坏女婿何晏的忽悠下，魏晋南北朝那些稍有点面子和有些家资的人为了养生或成仙，很多人跟着何晏服食一种叫“五石散”的毒药，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中唐时期才算打住。嗑药之人身体外热里寒，里寒就得喝大酒驱寒，因此，即便是曹操多次颁布禁酒令，但喝酒之风仍难遏制。外热就要脱衣，怕烧烫的皮肤被衣物擦伤，因此就要穿轻裘缓带，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木屐。鲁迅说：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既然皮肤易破损，就不能总更衣，不更衣身上的虱子就多，所以，那时的高人雅士就常常“扪虱而谈”，也就是一边抓虱子一边喝酒一边谈道德经，这行为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尚，你不这样做就会被人嗤之以鼻，就不把你拉进朋友圈。既然虱子多，晋人男男女女也就多穿类似于今天的丁字裤，方便捉拿虱子。于是，宽衣、木屐、丁字裤这些“时尚三宝”被东瀛人视为先进文化引入，时隔近两千年，仍是大和民族的国服，可见中华文化多有魅力。阮籍不嗑药，所以他对那些一边抓虱子一边喝酒一边谈道德经的伪君子十分厌恶，因此在《大人先生传》里就把那些张口“名教”闭口“道德”的伪君子和卫道士们比作藏在女人丁字裤里的虱子，十分形象。

    不过，在竹林七贤中，最狂者恐非阮籍，阮籍并非不入世，也并非完全的蔑视礼教，鲁迅先生有过一个十分深刻的分析，意思是说：曹操这个出身非儒家的寒族与司马懿这个出身儒家豪族的礼教卫道士都善于利用“礼教”这一无坚不摧的武器，冠冕堂皇的去打击和消灭那些敢与之对抗自己的人，譬如“建安七子”的孔融和“竹林七贤”的嵇康。而像阮籍这样读遍圣贤书的名士只是深感司马政权借藉“礼教”之名义去打击异己，亵渎了礼教，心里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还是相信礼教的。

    阮籍存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有不少抒发了孤独无奈的苦闷心情和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忧伤。明王夫之评阮籍《咏怀诗》颇为精到，他说：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取神似于离合之间，大要如晴云出岫，舒卷无定质。而当其有所不极，则弘忍之力，内视荆（荆轲）、聂（聂政）矣。王夫之说阮籍咏怀诗“大要如晴云出岫”，可谓洒脱舒朗，然却时常“神似于离合之间”，又说其诗作含一股“弘忍之力”，“内视荆、聂矣”。这说明，阮籍时常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彷徨困斗，而其内心并非不愿意相信和服从礼教，也并非不与司马政权合作，只是像其诗中说的“恨处非位”。因此，阮籍之狂恐是避世之狂。这首《咏怀·林中有奇鸟》就能窥探到他内心的艰苦挣扎。

    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

    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

    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

    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

    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

    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

    *   钟嵘《诗品》称阮籍《咏怀诗》为诗中上品：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

    颜延年则曰：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

    阮籍这首诗所体现的思想是中国数千年以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通病，也是他们行为的真实写照，苏轼的《贾谊论》一反自《史记》以来烁烁煌煌的历史学家、学者对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所谓“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同情，非常客观地从知识分子自身的角度出发，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知识分子的“悲剧”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苏轼总结说：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

    而嵇康则大不同，作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在魏末晋初这段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在政治上，嵇康积极反抗司马氏。在思想上，嵇康是主张自然的最激烈的领袖（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嵇康之兄嵇喜所撰《嵇康别传》一文说他“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是一个与当时统治者推崇的礼教制度格格不入的“忤世之狂”。嵇康用他的思想和行为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司马统治集团用阴毒手段窃国、以虚伪礼法治国的厌恶和藐视，也是对数百年来儒家文化的束缚人性、毁灭本真的强烈批判。他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念是对生命和生活本质的一种全新思考，是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是对社会信仰和社会秩序的一种审视。因此，在他选择“托好庄老，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嵇康狱中之《幽愤诗》）”后，一不“忧伤”，二不“遗俗”，三不“狷介”，既没有后世诗人李颀“长安城连东掖垣，凤凰池对青琐门。高才脱略名与利，日夕望君抱琴至。”那种朝思暮想渴望重返朝堂的痛苦和焦虑，也没有李商隐“欲构中天正急材，自缘烟水恋平台。人间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启事来*。”那种酸溜溜的心态。嵇康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文理念，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深深刺痛了统治者，对司马家族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挑战。

    *  “人间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启事来”一诗提到了两个人。

    嵇延祖是嵇康的儿子嵇绍，《晋书·山涛传》记载，“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嵇康赴死后，其子嵇绍受到嵇康老友山涛的眷顾，当了不小的官，后在西晋动乱中，为保护著名的傻子晋惠帝司马衷而被成都王司马颖杀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中国国家京剧院以嵇康之死、嵇康托孤等故事，编写成京剧《嵇康托孤》一出戏，开始在梅兰芳大剧院陆续上演，极其感人。

    最有意思的是，王夫子狠狠地批判了嵇绍出仕当官的事，瞧瞧他是怎么说的：嵇绍可以仕晋乎？曰：不可。仕晋而可为之死乎？曰：仕而恶可弗死也！仕则必死之，故必不可仕也。...绍于是不孝之罪通于天矣。

    山公指的是嵇康的好友山涛，“山公启事”是山涛担任西晋吏部尚书时选拔人才的一种工作方式，“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山涛非常欣赏嵇康的才能，因此“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好意向司马昭举荐嵇康替代他的官职，为嵇康所拒，还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表其志，所谓的“知己异路”说的恰是嵇康与山涛两个至交兄弟。

    嵇康的狂除了在舆论上挑战司马家族和其追随者外，还在行为上表现了强烈的不合作不妥协态度，在其千古名文《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列举了他不出仕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一不堪：赖床。（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二不堪：孤僻。（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三不堪：身上虱子多，坐不住。（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四不堪：不交际不应酬。（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五不堪：不哭丧。（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六不堪：不附庸。（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七不堪：不耐烦。（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甚不可一：不尊圣贤。（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甚不可二：臭脾气爱损人。（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这段“自白书”写得庄谐杂出，率性幽默，既损己亦损人，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他的思想宣言也是他一生的行为准则，文章煌煌两千言有如汪洋恣肆、纵横捭阖，嵇康与老友山涛、阮籍虽“契若金兰”，但一旦在处世原则上出现分歧就须断然绝交以捍卫“竹林精神*”的纯洁。

    *  关于竹林，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是取自于天竺佛家的“竹林”之意向，而非真有竹林这个地名或者有一片竹林，认为都是“东晋好事者捏造出来的，竹林并无出处。”

    陈寅恪先生认为：“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领袖，向秀、刘伶次之，王戎、阮咸为附属。而所谓的“竹林精神”乃指“其眷怀魏室，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人，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当时人物对名教与自然主张的不同，即是自身政治立场的不同。”

    元代文学家、书法家赵孟頫定是爱死了嵇康这篇惊世骇俗的宣言，一生中竟三次在绿绢上一气呵成地抄写了这篇近两千个字的长文，这恐怕是历史上传承至今最长的书法作品了吧。我曾多次细细研究赵孟頫的书帖，文章立意高远、个性张扬的风采自不用再复述，大书家赵孟頫之行笔法度严谨、雄浑大气、洒脱肆意、字字摹神，建安一朝之风之骨*凛凛然曜烁文中、龙腾在这波澜壮阔的绢帛之上。

    *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以风骨遒劲、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被后人尊为建安风骨。刘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

    刘勰对建安时期的文学诗歌创作有一段极其经典的评述：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建安时期，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如此风骨，在书画创作上也推崇这股风骨遒劲、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

    刘勰评曰：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嵇康、阮籍正是有着建安风骨的人。

    嵇康不仅提出离经叛道的思想，其行为更让统治者和世俗社会所不容。他坚拒出仕，对最高统治者不合作不理睬；他厌恶官场，索性辞官去做了一名铁匠；他藐视礼法，但逢疾恶则必“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高蹈独立、狂放不羁，宁与鬼神彻夜私语也不与俗人相处片刻。其文爽利酣畅，其诗豪壮清丽，其乐惊泣鬼神，其画圆润苍秀，其字精光照人。此人不狂更待何人！

    所以，元好问那首诗的后两句如用在老嵇身上，断然是更加合适不过的。竹林七贤唯嵇康阮籍山涛三人可称得上“纵横诗笔见高情”，其他几个似乎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但这七个人之中，唯嵇康胸中无“块垒”，其他六人皆有入仕之块垒，皆有遗俗之块垒，皆有狷介之块垒。因此，后两句诗若改成：老嵇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则必定更加畅爽。

    而“出门一笑大江横”正是古曲《广陵散》的精神所在、灵魂所依。

    但狂人终究是不得好死的。

    建安七子的孔融算不得狂人，依我看只是个狂妄之徒，这个人原与本文无关，但因前文说曹操以“礼法”之名搞死他，索性我就借这个机会再臭他一回，料也无妨。

    范晔*在《后汉书》中把“辱慢”、“偏宕”、“乖忤”这些词统统用在他身上，且评价：融负有高气，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看来史学家范晔对这位“小孔圣人”并无好感，正事做不了，整天纠集一帮如“白衣祢衡”之流的狂悖之徒喝大酒“跌荡放言”、“妄议朝政”。孔融能吹会嘘，爱当官也挺会混官当，他名义上做的还是汉献帝的官，所谓的忠诚于汉室，他对曹氏专权是颇为不满甚至是愤恨的，跟“白脸曹操”总也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总爱找点事去讥讽讥讽。鲁迅说：曹操是个办事人，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要禁酒，说酒会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反对他，说也有女人亡国的，为什么不禁止男女通婚？再有，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漂亮老婆甄氏给抢了，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当时傻住了，就质问孔融，典故何在？孔融说“以今度古，想当然耳”。

    *  范晔：南朝史学家，字蔚宗。章太炎评价：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陈寅恪评价：蔚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

    这不是明摆着无事找事瞎抬杠吗？真叫：不作不死。

    而嵇康之死，是因其憎恨司马家族披着一身儒家“礼义仁智信”的伪装，而行的却尽是阴毒狠辣、贪冒骄奢之勾当*，故而反其道而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观点，意思是说，像汤武周孔这般真正高尚、真正仁义的先贤所身体力行、所积极倡导的治世理念，让你们这些打着儒家先哲旗号却遍行假仁假义之事的道貌岸然的“儒家豪族”给彻底玷污了，因此，嵇康忍不住要“非薄”一下汤武周孔，说，你们这些先贤倡行的是仁义道德、尊卑有序，而你们那些“不肖子孙”为什么做的却都是一些蝇蝇苟且、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一观点狠狠地刺透到了司马政权的心窝，深深地讥讽了司马一族行事之虚伪、手段之卑劣。故其必死无疑。陈寅恪说：司马氏杀嵇康，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正是不仕不孝，违反名教。

    《周易》有卦：栋挠之凶，不可以有辅也。司马家族诛戮名士而尽用狐媚倾险之徒，无异于自戕其辅佐，大厦将倾也。

    *  《晋书.宣帝纪》：帝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狈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而后，而身不动。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孙文懿（渊），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

    《世说新语.尤悔》：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迺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司马家族短命的西晋政权也只维持了三十七年，晋室东渡后，司马政权虽勉强维持了一百年，但实际已是名存实亡。而导致中华民族近三百年大分裂的元凶首恶正是这个阴险毒辣、虚伪脏污、寡廉鲜耻的司马政权，历史大家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及历史学家陈舜臣的《门阀乱》均有客观分析。

    **  读嵇康兄长嵇喜所撰写的《嵇康别传》一文，我们有理由相信，嵇康虽“长而好老、庄之业”，但毕竟“家世儒学”，如若不是为了讥讽、嘲笑乃至于强烈质疑司马政权，嵇康断然是不可能去“非薄”汤武、周孔的。

    嵇康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借古代先贤的高尚来揶揄魏晋禅代之时司马家族的卑鄙无耻，这是他必死的根本原因。王夫之说：康之死也，以非汤武而见惮于昭，是晋之终篡。此言甚是，因此说，后人说钟会如何构陷嵇康致嵇康于死地*，那恐怕都是十分表面的认识，钟将军只是一把小小的柳叶刀，真凶就在司马家。

    *  据传，钟会之远祖乃西楚霸王项羽之悍将钟离眜，其曾祖乃汉末有名的大名士“颍川四长”之一的钟皓，其父乃曹魏时期大政治家、大书法家钟繇。钟氏一族世代精研儒学，即陈寅恪所说的“儒家豪门世族”。钟会颇有才气且善将兵，灭蜀之功臣。那日，钟会意气风发地拿着一册刚完工的《四本论》去拜访请教嵇康，“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本来觉得以他的身份地位去礼遇嵇康，定会受到热情款待喝上一顿豪酒，没承想贴了嵇康的冷屁股，甚感恼怒。回头钟会就去贴司马昭的热耳根，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由此看来，钟会应是嵇康之死的导火索和帮凶。

    而嵇康之死恐怕是历史上最豁达的死、是最壮烈的死，也是最光荣的死。英国思想家培根在《论死亡》中说：“死亡不能改变伟大的灵魂，具有这种精神的人，直到最后一刻仍然不会失其本色。”嵇康正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人，这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人，如惊雷万丈般地出现在中国史册上，他超然脱俗的思想、高尚的人格和坚贞的意志深深地感染了后人。在他慨然赴死后不久，中国就进入了近三百年的大分裂时代，历史的车轱辘无情地把颤颤发抖的芸芸众生带进了风气败坏的西晋，带进了清谈误国的东晋，带进了烽火连天的十六国割据和南北朝大对峙时代，这个近三百年的乱世除了给无数中国人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之外，也使他们在人文思想和行为准则上几乎全然堕入颓唐苟且的深渊，使中国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

    嵇康傲视的思想和光辉的品格在那段思想浑浊的大分裂时代注定是少有后来者的。

    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信仰被王戎*、向秀**等人曲意地转化为“名教为用、自然为本”，因此，以嵇康为领袖的“竹林七贤”除了他和阮籍外，其他“五贤”及其数不清的拥趸们皆可冠冕堂皇地既“享朝堂高贵”又“存林下风流”而无所惮忌，陈寅恪说：这是历史上最显著的名利双收的例子。倘若嵇康泉下有知，定会化做那身著红色道袍的老鬼“钟馗”，在午时三刻那当口，给那“竹林五不贤”再三再四送上绝交书。

    *  王戎：山东琅琊人，世家子弟，最擅官场，颇多曲意逢迎之丑事，列入“竹林七贤”实在滑稽。《晋书》评价：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以此获讥于世。

    ** 《世说新语.言语》：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世说新语.向秀别传》：康被诛，秀遂失图，乃应岁举。到京师，诣大将军司马文王，文王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谓彼人不达尧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说。随次转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陈寅恪说：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完全改节失图，弃老庄之自然，遵周孔之名教。

    嵇康“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乎于千载之外”的清谈行为也被后世的达官文人极端错误地发展成崇尚虚无、口谈玄远、杂聊闲扯、不理政务的治世处世风气，因此，名士与达官从此隔空清谈三百余年*，泱泱中华的锦绣河山竟这么被扯淡扯到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境地。

    *  东晋文史家干宝《晋纪总论》有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南朝梁时之文史家沈约《宋书》亦言：在晋中兴，玄风独扇。

    这不是嵇康的悲哀，是那个“断头年代”（是那个“野生动物”柏杨说的。）的集体悲哀。嵇康并没有成为哲学大宗师的宏图，他不需要追随者，他甚至没有知己，他只是一个独步于纷繁乱世中的行者。但即便他乐道闲居、与世无营，但仍为世俗所不容，于是慷慨赴死就是他最好的归宿。

    有诗赞：老嵇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